年味儿，其实老早就开始发酵了。时令刚刚进入初冬，回家的欲望便在一页页撕下的日历中，慢慢膨胀。薄薄的日历纸，握在手心，不停地团转，直到变成了一个坚硬的小纸团，直到坚硬的指甲硌疼了掌心，才不由自主地暗叹一声，甩手扔进纸篓。那轻微的“啪嗒”声，对于一个常年在外漂泊打拼的游子而言，很难说得清是松缓，还是沉重。
有一阵子，手里的活计并不怎么紧张，在我一向独处惯了的车间里，便会有一些熟悉的面孔，不时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身后。要么随意地拍拍我的肩膀，要么知趣地递上一支香烟。同样的满脸汗渍，同样的满身油污，不同的是腔调，是年龄，是头发的疏密和黑白，是眼底的快乐和沧桑。机器的轰鸣声里，哪怕三五分钟的小坐，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情趣存在。
谈话的内容也总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更改。最初还是怯怯地问候，互道乡里，渐渐地演变成季节的冷暖，对工作和生活的感悟;随着年关越来越快地以寒冷和雪花的形式侵入我们的内心，关于回家，关于过年，潜移默化间，成了我们共同的话题。
离家近的，并不过多言语，谈及此事的时候，无非是对异地年俗的好奇和羡慕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我要回答一句：过年么，也无非鞭炮烟花，饺子鱼肉，那是绝对会换来一顿白眼一场奚落的：哪里不是这样，还用你说?诸如此类。离家远的，则往往双眉紧蹙，所愁，不过是能不能顺利买上一张回家的车票。仿佛，所谓的年味儿，就生根在回家的列车上。东北的仁兄却总是闷头不语，吧嗒着香烟就像吧嗒着火腿肠，十分钟的空当，他能吸完三支烟。我理解。出门三年，不能回一次家门的感觉，让我寻思一下，就感到后怕。
我曾经问过他，假如给你一张车票，你可否还会留在厂里过年?他却忽然大笑起来，笑得眼泪鼻涕流到了腮下。他说，他会选择留下，他会在除夕的夜里烧上满满八个菜肴，放上满满一挂鞭炮，打上满满一桶烧酒，对着祖宗的方向磕上满满四个响头，虽说那些菜往往得吃好多天，可是风俗习惯却与在东北老家没有两样。我具体并不清楚他的故事，我清楚的是，假如让我也那样，我宁可默然消失在冷风里。家里固然贫寒，却有亲情存在，哪怕仅有两碗稀粥，依旧照得见愿望得偿之时，两颗稳稳落下的心。家里没有客套，家里没有惊心，没有漂泊的时日里忽然的梦醒，久久的牵挂。
所谓年味儿，就是回家。
只有回家，才是最浓最稠的年味儿。
除此，没有任何一种鞭炮足以震彻我的心灵;没有任何一种烟花足以美丽我的孤独;没有任何一样佳肴美酒可以麻醉我的思念。
我自然忘不了，一向视做饭为仇敌的母亲，刚刚进入腊八，就开始伸胳膊挽袖子开始了她漫长的年糕制作过程，我和妹妹衔指以望，往往得望到年三十，按照母亲的说法，年糕这东西本就是拉馋的，怎么能老早就吃上?至于邻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老早就捧着年糕四处跑，而且一天一天地总是吃不完?我们无暇细问，两双冒火的眼睛，两张闲不住的嘴，在吃完了自己盘里了了几块黄橙橙的年糕的时候，又开始瞄上了屋子中央，供奉的家堂之下，那盘聊做供品的年糕。而那一块，则是完完全全母亲的禁脔。几乎每年，母亲都要指着我和妹妹的鼻子警告一通：那是供品，是给祖宗吃的。
慢慢的，母亲也成了祖宗，年年除夕，在我们虔诚的跪拜里，毫无表情地接受着我们内心无言的思念和感激——只可惜，我们谁也不会做年糕，只好用母亲生前爱吃却从不会舍得去买的大串的香蕉作为替代。
我自然忘不了，一向心灵手巧的父亲，到了年三十的晚上，却连一挂奏春的码子都不会放，总是在我们早已睡熟了的时刻，用蜷曲的手指轻轻地刮着我们的鼻尖儿，也不管我们如何张牙舞爪，如何蹙眉哭闹地不乐意，只是为了让我们赶紧爬起来，亲自点燃挂在晾衣绳的大地红，在“噼噼啪啪”红絮乱飞的热闹气氛里，再吃一碗香喷喷的猪肉饺子。按照父亲的说法，过年的鞭炮必须小孩子去点燃，那蓬勃的朝气就是旺盛的象征。
只不过，几年之前，父亲就已经现出了衰老的痕迹，晚饭刚过，稍稍串几个门子之后，便躺在松软的床上，慢慢地进入了梦乡，尽管之前，他总是不停地叮嘱，赵本山出来告诉我。可真到告诉他的时候，他也只是迷迷瞪瞪地盯上几眼，照旧打起了呼噜——没有父亲观看的春晚，虽然断不了我哈哈的笑声，其实是不完整的。
我自然还忘不了，天刚一擦黑，一些发自内心的喜气便开始酝酿。说几句拜年嗑，和几杯新年酒，亲戚朋友的圆桌前一坐，也许不过几分钟，无论怎样的辛苦，怎样的疲惫，总会有一些放松的迹象。大奶奶年届九十，依旧健康爱笑，呲着没牙的瘪嘴，吼着旁边的儿女：快拿一个麻袋片来，让孙子们给我磕头。三爷则是大腹便便，这边刚举了个躬，那里大把大把的花糖和瓜子就已经扔了过来：自己拆，自己吃。家有一老，胜似一宝，面对着他们，一切都显得那样的有始有终。
我自然不会在闲谈的时候，很轻易地就把这些事情讲给工友们听，正像他们一样，各自把守着自己内心的隐秘。那些隐秘，有苦有痛，有喜有乐，有盼望憧憬，有沮丧无助。但是，年根日近，那一种共同的隐秘，早已不言而喻。
那就是回家。